历史上，治疗急危重症是中医真正的优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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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4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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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发挥的作用，得到越来越多国际层面的肯定，“中医急诊尖兵队”成为抗疫前线一道特殊风景。据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，截至当天，在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，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，占91.5%，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，占90.6%。
在这两个月的过程中，用中西医结合救治的办法降低病死率的经验，已逐渐形成。
再一次，中医打破了“慢郎中”这个传统印象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不少人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，不能治疗急症、危重症。而实际上，历史上中医学的不断发展，往往以急症，尤其是急性、烈性的传染病的暴发为契机，治疗急危重症是中医真正的优势。而最近百余年来，中医急症理论的“萎缩”则是近代化的产物。如果以传染病为线索，探寻人类战疫历史进程中被掩盖的声音，或许不难发现，所谓“中医治慢、西医治快”的固有认识，乃是一种真实和建构的混杂。
历史久远
回顾历史，在一个具有一定活力的社会中，灾难激发机制始终是客观存在的。像瘟疫这类急性、重大灾难，给人类社会带来人口损失、经济崩溃、社会失序的同时，也会刺激和触动医学的完善和突破。中医学历史上几次大的学术飞跃，都与同时段疫病的流行，与中医药用于治疗急症、危重症有关。
如果说中医临床学来源于张仲景，那么急救医学就是他理论的核心，急救医学也就是中医临床学起源的根本。百年后，新的烈性瘟疫“虏疮”(有说是天花或者麻疹)再袭中土，葛洪撰写了《肘后备急方》。此书可以说是中医第一本急救手册，汇集了各种治疗危急重症的单方、验方。其中一些治法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比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就是受书中鲜青蒿榨汁治疗疟疾的启发，发现青蒿素并改进其提取法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再比如明清鼎革之际，瘟疫横行，吴又可著《瘟疫论》，提出温病学说，把中医治疗外感热病急症从理论到临床推进了一大步。终清一朝，在江南地区涌现出一大批善治热病的医学大家，不仅中医急症临床思维臻于完善，还针对温热病过程中常见的高热、昏迷、抽搐、出血、厥脱等急症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法则，同时也出现了像安宫牛黄丸这类被公认为可救急解危的有效良方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，安宫牛黄丸、紫雪散也入选新冠肺炎诊疗方案。
可以说，在清末现代西医学广泛传入中国之前，中医学一直是社会中防治疫病和治疗急症的主力军。而且与同时代的西方医学相比，中医自古以来就对许多急症治疗和慢性病调理有显著效果，优势明显。
“萎缩”假象
不过，与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理念相比，对待烈性传染病这类急症，传统中医学虽然在上古时期《黄帝内经》中就确认了预防的重要性，强调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，主张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避其毒气”，但后世中医学主要还是重在治疗，预防也重在个人“养内避外”层面。与当代产生于西方的传染病防控理念，也就是重视公权力主动介入，进行清洁、检疫、隔离、消毒等明显不同。
到了20世纪，一方面西方卫生防疫体制东渐，“预防大于治疗”也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的防疫观念。同时，中国也被纳入国际传染病防控体系。当时，现代医学在急症上的治疗水平并不乐观，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磺胺药和青霉素进入临床，1950年代人类开始规模化生产和应用疫苗，现代医学预防和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水平出现划时代进展。
而在中国，由于社会、经济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和限制，中医在20世纪中叶前仍是大多数中国人治疗疫病和急症的第一选择，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医家，如上海的丁甘仁、曹颖甫、张骧云、严苍山等，均以善治急性热病而驰名海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各地在运用中医中药治疗急症方面都取得过可喜成果。如重庆治疗感染性休克，天津、遵义对急腹症的研究，上海治疗高烧及感染性疾病，天津抢救“三衰”(心衰、肺衰、肾衰)，河北石家庄治疗乙脑等，都取得了好的疗效。
及至20世纪70年代，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经典的烈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;同时，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迅速，随着现代医学对临床急症救治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处理方法，中医在急症治疗中的参与逐渐萎缩，很多中医人也就将研究重点转向了慢病防治，忽略了中医真正的优势在急危重症，以致在国人印象中，中医成了“慢郎中”。
重新认识
德国病理学家、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鲁道夫·魏尔啸说，“医学是门社会科学，政治从广义上讲就是医学罢了。”换句话说，中医学的兴替和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息息相关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为重新发皇中医学术，国家选择以中医急诊为突破口。
首先是中国中医药学会(现中华中医药学会)内科分会成立伊始，便在上海召开了第一个中医学学术会议——全国中医急诊学术会议。1983年1月，原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急诊工作座谈会，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，提出了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几点意见，决定成立七大急症协作组：外感高热(分南方组、北方组)、胸痹心痛、急性胃痛、厥脱、中风、血证和剂型改革。
之后又陆续成立了多脏衰竭、痛证等共11个中医急诊研究协作组。1984年以来，以这些急症协作组为龙头，经过大量临床和实验室研究，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。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包括基于急性热病、急性中风研究的清开灵注射液，基于厥脱证的参附注射液等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。
真正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有赖专业学术期刊和学会的设立。其间，重庆中医研究所先后承办《中医急症通讯》《中国中医急症》杂志。1998年1月3日，中华中医学会急诊分会成立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永炎担任首任主任委员，后续主任委员包括晁恩祥、王融冰，以及此次新冠肺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刘清泉。
医学的生命还在于临床。199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11家医院建立了中医急症诊疗中心，2007年又确立了21个中医、中西医急诊临床基地建设单位。全国三级以上中医院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急诊科，大部分属于一级科室，有的下设急诊室、留观室和重症监护室(ICU)，目的也是拓展中医急症临床。
无论对于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，急诊医学都属于一个新兴学科，发展最快的也是近20年。急诊医学和其他专科不同，不按脏器，比如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、血液系统、内分泌系统等进行疾病分类，而是按病情的急、重、危来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急症即时处理，重症留观，危重症进行密切监护。
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急症和重症方面，都有各自的方法和优势，而危重症目前无论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，也都存在认识上的不足，治疗上相对是个空缺。在这方面，中西医结合则往往容易提高临床抢救成功率、降低病死率。
比如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危重症患者急性呼吸衰竭(ARDS)进展较快，危及病人生命。中医对急性呼吸衰竭，有很多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。呼吸衰竭如果危及病人生命，需要进行机械通气，上呼吸机。但是上机以后，会出现其他问题，像人机抵抗、脱机问题、感染问题等等，这些问题本身是机械通气不能解决的，甚至还可能因此导致机械通气失败，病人死亡。
针对这些情况，在此次新冠肺炎诊治过程中，就采取了MDT(多学科团队协作)治疗模式，以发挥中西医协同作用。尤其在重症和危重症病人治疗中，就贯彻了以西医为主，中医配合，一人一策，一人一法，尽早使用中医药的原则。
中医药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中从四个方面发挥了作用：一是降低了轻症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转化的概率，二是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转化率，三是积极参与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疗，四是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复。应该说，中医药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转化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疗效，重症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在康复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中医的“扶正祛邪”在解决“内闭外脱”，帮助人机对拍，或者缩短上机时间，减少并发症发生，帮助稳定病人的血氧饱和度、提高氧合水平，降低病死率等方面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。
中西医结合疗效好
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中医急症以专科急诊为突破口，取得了不少成果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发挥的作用。新世纪以来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，贸易和旅游的高速扩张，在全球范围内，一方面一些传统传染病死灰复燃，比如耐药性结核;另一方面，也出现了一些烈性新发传染病，像非典、埃博拉、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此次新冠肺炎。对于临床出现的耐药菌株，尤其是一些重症感染患者抗生素不良反应、二重感染等问题，西医学暂时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。目前临床发现，中医的介入能一定程度改善二重感染和不良反应问题。
对于新发烈性传染病，2003年前，在临床实践中，中医很难早期参与救治，即使在专门收治传染病的医院里，中医专家也较难实质性参与。在非典期间，中医推出了连花清瘟这一治疗病毒感染疾病的药物，对抗击非典发挥了作用，证明中医药对于未知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有有效方案。当年，中医药防治突发急性传染病便被纳入中医急症重点研究范畴。
2009年，中医药应对普通型甲型H1N1流感创制金花清感颗粒，并用循证医学高级别证据证明了中医药的治疗效果与奥司他韦等同，也说明中医药治疗急症的有效和在当代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。
人命至贵，医学的终极目标不外乎挽救生命和缓解痛苦。无论是哪一目标，医学核心都是急诊和急救。过去，治疗危急重症始终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核心动力。中医急症在近百年来有所衰退，有特定的历史背景。然而时势也造就新的契机。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，中医和西医各有短长，在治疗急危重症上，合则双美。当下，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、中西医结合的急症医学体系，亟待构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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